(24)法典和法典化则是法律人将法律予以体系化的最典型表征，正是体系性使得法典与粗糙的法律零碎拼凑、单纯的法律杂糅汇编相区别。
因此，欧洲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并改换非洲现有的奴役形式。[124]按照萨默赛特案之前的英国法院判例或普通法，奴隶制在英国殖民地与英国本土有所区别。
上述巡逻船可以拘留、遣送或带走这些商船，以便按照……一致同意的方式提交审讯。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海军和国际外交大国。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几个西方国家放弃。该议定书有七章，共100条。他建议人们寻找内心之光（Inward Light）。
首先，当时的国际条约都仅禁止奴隶贸易而不禁止奴隶制，而奴隶制是奴隶贸易罪恶之源。[63]德雷舍尔指出：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满怀希望地从一个潜在的自由劳工竞争者转向另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北美枫糖提炼公司以及塞拉利昂。鉴于当时的德意志民族尚未完成民族国家统一的使命，他开出的是承认政治分裂的现状，先实现法律统一之任务的国家统一方案。
在这些方面，我国《民法典》都尚有可改进之处。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虽然如此，本文所谓法典化依然以体系性法典化（法典编纂）为原型，因为正是这种法典化模式具有历史和理论逻辑上的独特意义。法典时刻亦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政治时刻，围绕是否应当制定法典的争议反映了政治立场的分歧。
一方面，法典的概念—规则体系依托于概念的谱系建构，形成从抽象到个别的概念链条。这种形式的法典在古代和近代早期都有。
这是由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思路决定的：中国《民法典》具有以民事权利为红线，从确权到权利救济的结构特点。近代以来的共和主义思想则包含着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相互性等原则。一是法律家的职业利益之争。由此，法典的内外体系相互支持，使得法典同时成为连贯的语言文本与融贯的价值整体。
它尽管借鉴了法典化先行国家的有益成果，但本质上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法学阶梯》原本是优士丁尼命令特里蒂尼安等为学生撰写的教科书（仿照了盖尤斯《法学阶梯》），之后赋予其法律的效力。近代以来的法典化运动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场景。这种立法中心主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论争的对立阵营中，延期派主要是以英国法派学生为中心组成的法学士会，而断行派大多属于法国法派。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正是通过法典论争被集中表现出来的。
（民事）权利首先可被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前者可分为支配权、人格权、亲属权和继承权。就像其代表人物贝格鲍姆（Bergbaum）所主张的：法律绝不需要从外在加以填补，因为它在任何时刻都是圆满的，它的内在丰富性，它的逻辑延展力，在自己的领域中任何时候都涵盖了判决的整体需要。
三是中国式的法典体例，以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代表。这一方面要求特定法律领域的多数规范凝结为价值上的统一体，另一方面也要求本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要具有稳固性和独立性，亦即并非为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在内容上所完全包含。我国从清末民国时代到当下的民事立法都一直对德国民法进行着必要的借鉴。这场争议中，延期派的穗积八束祭出了影响甚大的《民法出而忠孝亡》一文。二是德国式的法典体例，以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在《法国民法典》时代和《德国民法典》时代，是不可能产生基因、胚胎研究和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的。
所谓统一的民族要有统一的法典（一国一法），法典就是民族统一在法律上的显现。《巴伐利亚民法典》和《萨克森王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德国民法典》均以此为范本。
即便是没有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德国民法典》，亦不稍逊对人格权的保护。此后，法学学者与经受学术训练的法官之间就行政法一般原则的法学加工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对话。
不同的法典体例各有各的编纂思路和理论体系，其优劣无法作抽象评判。但事实上，断行派与延期派之争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某个法律领域是否适合法典化，一方面有待于政治条件的成熟，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该领域的学理积淀与立法技术的成熟。两者共同的平台就是围绕法典所展开的教义学研究。由此，法典化的过程不啻是一次对于公民的共和政治教育。例如古罗马《十二表法》，第一表规定诉讼第一步即被告召唤等事项，第二表规定审判过程中证人传唤等事项，这两表相当于诉讼法。
古代的法典往往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二是公法与私法不分。（三）法典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体系 法典化运动的初期，制定法实证主义梦想有一种完美的形式主义，也即法典的闭合性和无漏洞性。
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就将《优士丁尼民法大全》视为罗马帝国中兴的标志。法律发现（法学）与法律创设（立法）都能产生法律，但是法典化时代之后，学者法不断边缘化。
最早是潘德克顿学派的学者试图从对罗马法精神的研究中发掘出法律科学，亦即基于对罗马法实证素材的分析获得关于法的基本结构和概念的认识。一个国家法律的发展并不会因为法典（哪怕是制定相对完善的法典）的颁行而终结。
遗赠扶养协议是在我国农村五保户和供给制度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鳏寡孤独的老人进行赡养，老人去世后其遗产归非法定继承人的扶养人或集体组织所有。二是普世主义与国粹主义之争。目前，关于法典化的理论可分为理想的法典化理论与现实的法典化理论两种。争议双方对于当下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制定民法典并无分歧，有分歧的是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日本民法典。
而在维新之际，承受各藩自治之余，并未实施统一法律，于是命刑部，纂订刑律，一统天下之耳目，今政治外交，日新月昌，法亦随之，不可不周备。中国封建时代历来有文治武功和盛世修典的说法。
民族国家是否有能力制定一部相对完善的法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学学术的成熟程度。对于后进民族国家而言，法典编纂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法律途径。
另一方面，与近代初期对法典化的盲目崇信不同，人们长久以来已然摒弃了法典万能论的想法。近代法典通常以论理体为体裁，既需设计符合民族和时代要求的体例，也需实现逻辑和经验的平衡。
